一、前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10余次提到科技、50余次強調創新，指出創新是促進發展的第一動力。政府鼓勵企業創新的政策主要包括直接補貼和間接減免。直接補貼（財政補貼）直接激勵企業創新行為，減少了研發投入中的私人成本;間接減免（稅收優惠）則間接激勵了企業創新行為，減少了企業收入的稅收成本。但企業為了獲得政策支持進行的前期投入也會給研發活動帶來額外的成本?？紤]到企業存在前期投入，需要抉擇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哪個政策最能促進企業創新，分析這兩個政策工具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研究其中一種政策是否比另一種政策更有利于企業創新，是否存在兩種政策工具的“最佳組合”。目前我國對于高新技術企業的財稅扶持力度較大且標準較為統一，所以本文選取高新技術企業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研發投入與企業創新績效三者之間的關系，為這些問題提供實證證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ㄒ唬┴敹愓撸贺斦a貼與稅收優惠的差異
財政補貼與稅收優惠是國家刺激企業進行創新型生產的政策性工具。支持方式上，財政補貼是政府給予的直接現金資助，稅收優惠則是從納稅義務中扣除的稅收減免。支持力度上，兩者都降低了研發成本，但財政補貼具有更強的確定性。支持時機上，財政補貼為研發項目提供前期資金，稅收優惠為研發項目提供事后補償。張洪剛[ 1 ]認為，財政補貼是政策制定者在一段時間內專注于某一特定行業，對某一部門產品發放的直接經濟補貼、給予的直接福利。稅收優惠則是一種間接補貼，通過稅收減免等措施來減少企業的稅負成本，鼓勵企業進行創新生產。
?。ǘ┴斦a貼、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的關系
創新由于前期投入巨大的特點，私人收益率通常遠低于社會貢獻率，所以需要公共補貼對企業進行激勵。Paunov[ 2 ]指出獲得財政補貼的制造企業在金融危機期間停止創新項目的可能性較小。Howell[ 3 ]使用SBIR提案對能源研發進行排名時，也發現財政補貼對專利產出具有重大影響。B?ler等[ 4 ]研究了挪威稅收政策與企業利潤的關系，發現稅收政策可以激勵企業的創新績效。另外Cappelen等[ 5 ]也認為獲得稅收抵免的企業容易產生新的生產過程，從而為開發新產品、提高企業創新績效提供便利。對于兩者對創新績效的影響，Foreman-Peck[ 6 ]發現，在英國獲得政府支持的中小企業增長速度更快，而且這兩種政策的支持都會增加創新。Brub等[ 7 ]也發現，同時獲得稅收抵免和財政補貼的加拿大企業比僅使用稅收抵免的企業創造了更多的新產品?；趯W者的研究，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對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應。
?。ㄈ┴斦a貼、稅收優惠與研發投入的關系
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是學者們討論的重要議題。財政補貼能增加企業的研發投入[ 8 ]，但Lee[ 9 ]認為政府加大財政補貼時企業會選擇降低于自身的R&D投入，將剩余資金用于擴充存貨數量。與財政補貼類似，關于稅收優惠對研發投資的影響也存在著分歧。Kobayashi[ 10 ]發現，稅收抵免會引起日本中小企業研發支出的增加，對流動性受限企業的影響更大。然而Cowling[ 11 ]不認為稅收抵免會對英國和西班牙的中小企業研發支出產生顯著影響。部分學者同時估計和比較了兩種政策對研發投入的影響，柳光強[ 12 ]認為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在不同產業、不同企業環境下產生的激勵效果是不相同的。Haegeland等[ 13 ]研究挪威企業數據時，發現稅收抵免的額外成本高于財政補貼的額外成本。根據學者的研究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對研發投入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應。
?。ㄋ模┭邪l投入與創新績效的關系
為了獲得核心競爭力，企業需要不斷進行創新，研發創新可以讓企業獲得新知識、新技術以及新生產能力，在此基礎上，企業可以生產新產品，進而提升企業效益。所以研發是推動技術進步、優化生產結構、保持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李璐等[ 14 ]，仇云杰等[ 15 ]發現研發投入與創新績效之間存在顯著正向關系。李中等[ 16 ]發現研發投入主要通過改善企業的研發效率，進而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水平?；诖?，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研發投入對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ㄎ澹┭邪l投入的中介效應
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對研發投入是直接的因果關系，無論兩者是正向促進或負向阻礙研發投入，研發投入總是對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理論上享受財政補貼與稅收優惠的企業會更加重視創新活動，企業會相應增加研發支出，進而影響創新績效。雖然財政補貼、稅收優惠都是政府對企業創新行為的補償性措施，但其對創新活動的激勵作用可能是間接的，需要通過中介變量研發投入實現具體的影響。丘東等[ 17 ]將研發投入細分為政府投入和企業投入并分別研究兩者與創新績效的關系，結果表明企業投入在政府投入與創新績效之間發揮著完全中介作用?；诖?，本文提出假設4： 假設4：研發投入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之間具有中介效應。
三、數據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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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于高新技術企業的扶持力度較大且標準較為統一，同時高新技術企業也更為注重創新活動，所以本文以創業板高新技術企業為研究樣本。剔除2014—2016年間的ST企業和未連續披露數據的企業后，共獲得255家上市公司。財務數據來自巨潮資訊網，專利申請數據從國家專利局資料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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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解釋變量
創新績效的衡量方式：一是企業的專利申請數、授權數及有效數;二是新產品銷售收入及新產品的銷售利潤率。由于與新產品的銷售收入、利潤等有關信息并沒有明確披露，從而無法獲得相關的數據，故本文選取企業當年的專利產出作為被解釋變量，用專利產出數與每百萬資產的比值來衡量企業的創新能力。
2.解釋變量
?。?）財政補貼
財政補貼是政府對企業創新的資金資助，是對企業創新投入最直接的現金補貼，本文采用企業當年享受的政府補助與期末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
?。?）稅收優惠
政府實行稅收優惠的目標是激勵企業的創新績效，但稅收優惠對創新成果的補償存在不確定性，所以需要對稅收優惠的實施效果進行具體的驗證。目前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包括：加速折舊、加計扣除以及15%的優惠稅率，這些優惠政策最終會反映在所得稅費用的計算過程中。為了增強稅收優惠政策在各企業之間的可比性，本文選取所得稅費用與息稅前利潤的比值作為稅收優惠的衡量指標。
3.中介變量
研發投入強度反映了不同企業研發投資在企業支出中的相對程度，是研發投入剔除企業規模等影響后的表現。本文主要衡量的是研發資金投入強度，用研發費用/營業收入的比值進行表示。
4.控制變量
由于股東的風險規避以及創新活動的高投入和高風險性，股權過度集中時可能會抑制企業的創新活動;研發的資金投入如果是企業創新的必要條件，那么人力資本則是創新的關鍵因素，在創新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規模大的企業財力雄厚，技術、設備較先進，創新活動的投入占比相對較少;企業成立年限越長掌握的創新知識越全面，而成立年限較短的企業由于缺乏基礎知識，只能通過大量投入來提高創新產出;資產負債率反映了企業的資本結構，負債過多容易陷入財務困境，導致企業無力創新，負債過少表示未充分利用財務杠桿，會降低企業的盈利能力，限制企業的發展。所以，本文選取股權集中度、人力資本因素、企業規模、企業年齡以及資本結構作為控制變量，變量定義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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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檢驗假設，本文設計以下模型：
模型（1）的自變量為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因變量為創新績效，用于檢驗假設1;模型（2）的自變量為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因變量為研發投入，用于檢驗假設2;模型（3）的自變量為研發投入，因變量為創新績效，用于檢驗假設3;模型（4）的自變量為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和研發投入，因變量為創新績效，通過d3檢驗研發投入對創新績效的直接效應，然后通過a1、a2，b1、b2與d1、d2檢驗中介效應，確定研發投入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之間是完全中介效應還是部分中介效應。
四、實證研究
?。ㄒ唬┟枋鲂越y計與相關性分析
描述性統計是為了分析數據的分布趨勢，找出數據中可能存在的極端值。表2中不存在標準差遠大于均值的情況，所以數據不存在極端值問題。創新績效的標準差為0.0193，均值為0.0138，說明各企業的創新績效差異較小但總體水平較低。財政補貼和研發投入都不存在較大的差異，但稅收優惠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較大，說明稅收優惠對高新技術企業收入的貢獻率差異較大。人力資本因素、企業規模以及企業年齡的標準差和全距的值都較小，說明企業在這三方面的發展較均衡。資產負債率均值為30.5510，未達到40%～60%的適宜水平，這說明高新技術企業可以通過舉債的方式籌集企業的研發資金。
同一回歸方程中各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但變量很難完全獨立存在，一定范圍內的相關性不會對結果造成很嚴重影響。由表3可知，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以及中介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基本都在0.1左右，只有財政補貼的Pearson相關系數達到了0.27，但是未超過0.3，處于弱相關行列，符合線性研究的基本要求。部分控制變量的系數較高但總體未超過0.6，Pearson相關系數在0.5～0.8之間是中等程度相關，表示變量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所以本文將對變量進行D.W.方面的共線性檢驗。
?。ǘ┙Y果分析
1.直接效應分析
由表4可知，D.W.值在1.863和2.064之間，說明不存在嚴重的誤差自相關現象。模型（1）的檢驗結果表明財政補貼在1%水平上對創新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而稅收優惠是在5%水平上對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阻礙作用，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模型（2）中財政補貼的回歸系數a1=0.187（p<0.01），說明財政補貼對研發投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稅收優惠的回歸系數a2=-0.084（p<0.01），即稅收優惠與研發投入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假設2得到檢驗。模型（3）的結果顯示研發投入在1%水平上對創新績效具有正向的激勵效應，假設3得到驗證。
2.中介效應分析
模型（4）中研發投入在5%水平上對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根據Baron和Kenny的中介研究模型，模型（3）中研發投入的回歸系數（c3=0.125，p<0.05），符合探討中介效應的基本條件。模型（2）中解釋變量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與中介變量研發投入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且模型（4）中介變量研發投入與被解釋變量創新績效的回歸系數也顯著相關（d3=0.096，p<0.05），所以存在中介效應。同時模型（4）中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之間的回歸系數d2=-0.059（p>0.05），所以研發投入在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之間存在完全中介效應;財政補貼與創新績效的回歸系數d1=0.134（p<0.01）。根據中介效應的逐步檢驗法，若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直接效應仍有顯著性，則中介變量在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是部分中介效應，所以中介變量研發投入在財政補貼與企業創新績效兩者之間是部分中介效應，具體中介效應見圖1。 圖1中，財政補貼、稅收優惠主要通過研發投入對創新績效產生影響。雖然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存在顯著的相關性，但兩者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系數不是很高，研發投入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系數值也很小，所以還需要對變量之間的影響效應進行相關分析。本文在分析穩健性檢驗時還將對中介效應的轉換效率做進一步的分析。
控制變量部分，人力資本因素作為創新投入的無形要素，與有形要素資金投入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一致，是顯著正向影響。股權集中度與創新績效是顯著正向關系，但與研發投入是顯著負向關系。從長遠角度來說，股東希望企業具有較高的創新績效，但對高投入的研發費用，股東持消極態度。企業規模與創新績效、研發投入的關系和股權集中度類似，規模大的企業財力較為雄厚，研發投入占比相對較小，但技術提高帶來的創新收益卻是很可觀的。企業年齡的負相關關系是因為企業年齡越大，企業的創新生產也就越成熟，成熟企業進行創新生產的首要標準是降低創新成本，這直接導致企業會減少研發投入;而研發投入不足會直接削弱企業的后續創新能力，創新能力不足也將不利于企業創新績效的提高，所以企業年齡對企業創新績效是顯著的負向影響。由于企業研發創新的高風險性，債權人會對企業的償債能力存在擔憂，所以債權人會減少甚至不對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投資，從而資本結構對創新績效是負向的影響效應。
3.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結論的穩健性，引入Mplus軟件的Bootstrap法對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研發投入與創新績效的關系進行驗證，未對控制變量進行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加入研發投入后，財政補貼對創新績效的直接效應為0.009，雙側P值大于0.05，稅收優惠對創新績效的直接效應為-0.009，雙側P值同樣大于0.05，這說明兩者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效應都是不顯著的，所以判定研發投入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之間發揮著完全中介效應。運用Bootstrap法比用逐步檢驗法檢測出的中介效應要強烈，但總體與前文得到的結果一致。這可能是在進行穩健性檢驗時未加入控制變量，從而增強了研發投入在財政補貼與創新績效間的中介效應。但財政補貼對企業創新績效總的影響效應為0.232，其中中介效應僅占3.9%，說明中介效應對總效應的轉化能力不是很強。由于財政補貼對創新績效整體是正向的影響效應，政府需要注意加大研發投入對財政補貼與創新績效之間的轉換效率。而稅收優惠的總體影響效應為-0.073，中介效應占到總效應的12.3%，轉換效率相對較高，但鑒于稅收優惠對企業研發投入是負向阻礙作用，政府需要考慮對稅收優惠政策進行適當的調整。
五、結論與展望
本文通過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具體分析了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研發投入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得到的主要研究結論為：（1）財政補貼對創新績效是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對創新績效具有誘導效應，而稅收優惠對創新績效是顯著的負向影響效應，對創新績效具有擠出效應;（2）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與研發投入的關系類似于兩者與創新績效的關系，但研發投入對創新績效是顯著的正向影響;（3）運用逐步檢驗法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時，研發投入在財政補貼與創新績效之間是部分中介作用，在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間是完全中介作用;（4）運用Bootstrap法對研發投入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時發現，研發投入在財政補貼與創新績效、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中為完全中介效應，在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間仍為完全中介效應。
財政補貼對創新的針對性資助，可以幫助企業快速地進行創新生產。由于企業利潤的波動性，稅收優惠對企業創新的激勵作用存在不確定性，所以稅收優惠對創新績效是負向影響。在實踐過程中，政府應以財政補貼為主、稅收優惠為輔，擴大財政補貼對創新績效的誘導效應，減少稅收優惠對創新績效的擠出效應，更好地引導企業進行創新生產。另外，企業要利用好政府給予的財政補貼，盡量抵減稅收優惠帶來的擠出效應，以實現更好的創新收益。研發投入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與創新績效之間存在中介作用，反映了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對創新績效的作用機理。本文為研究三者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為提高財稅政策的利用率提供了新的切入點，以便更好地發揮財稅政策的引導作用。
本文局限性是用企業專利申請數作為創新績效的代理變量，但專利數并不能代表企業全部的創新產出，可能會造成創新績效信息的缺失，還有研究對象僅覆蓋了創業板高新技術企業，后續研究需要將全國高新技術企業作為一個大樣本進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