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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

實用文檔 2021-06-21 19:03 645 財政

中圖分類號:F8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1101(2015)04-0041-06


  Abstract:In theory, the effe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impact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crowding-in-effect" or "crowding-out-effec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16 cities from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to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total and structure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s: from the total effect,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has "crowd-in-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crowding-in-effect'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the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structure effect,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has "crowding-out-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health expenditure has "crowding-in-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ducation expenditure has "crowding-in-effect" on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but the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not obvious; the 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on bot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are not obvious.


  Key words: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residents' consumption; effect


  一、文獻綜述


  近年來,內需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新的拉動力。為擴大內需、刺激居民消費,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財政支出,特別是民生方面的支出。在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政府又提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此來釋放消費潛力,從而“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從影響方向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財政支出促進了居民消費,即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二是財政支出抑制了居民消費,即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出效應。關于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效應,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未得出一致的結論。


  國外學者很早就開始研究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Bailey(1971)就通過研究發現公共部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擠出了θ(0<θ<1)單位的私人消費,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是替代關系,即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出效應[1]。Serletis 與Shahmoradi(2010)等認為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直接存在著一定的替代關系,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也具有擠出效應。而Devereu 等(1996)從財政支出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入手研究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Monacelli 與Perotti (2006)、Ravn 等(2007)、Beetsma和Giuliodori(2011)等通過研究,都認為政府購買性支出增加會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即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2]。


  國內學者對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效應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些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研究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總量效應;二是研究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結構效應。


 ?。ㄒ唬┴斦С鲇绊懢用裣M的總量效應。李廣眾(2005)依據消費者最優選擇理論來構建計量模型,運用1952-1978年與1979-2002年兩個時期的樣本實證分析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表現為互補關系[3];張治覺和吳定玉(2007)、陳沖(2011)、胡永剛和郭新強(2012)等通過構建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也認為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4-6];胡永剛、郭長林(2013)通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運用我國1996Q1―2011Q4的季度數據分析了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表明財政支出擴張會導致居民消費增加[7]。但另外的一些學者的研究結論卻與上面的截然相反。黃賾琳(2005)通過構建一個三部門實際經濟周期模型來我國研究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結果表明改革開放后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8];申琳和馬丹(2007)、方福前和孫文凱(2014)通過實證分析也認為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有一定的擠出效應[9-10]。  ?。ǘ┴斦С鲇绊懢用裣M的結構效應。儲德銀、閆偉(2009)運用1998-2007年我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來實證分析地方政府支出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地方政府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擠入效應,而轉移性支出與農村居民消費的相關程度并不明顯[11]。陳沖(2011)經過實證分析認為政府投資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入效應,而消費性支出產生擠出效應。劉小川、汪利錟(2014)運用乘數―加速數模型來研究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表明一般公共事務性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民生性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入效應,經濟事務性支出對居民消費呈現為先擠入后擠出的“倒U型”效應[12]。武曉利,晁江鋒(2014)利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來研究財政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指出政府消費性支出在長期內擠出居民消費,而投資性支出在長期內對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服務性支出和轉移支付能有效擠入居民消費[13]。


  上述研究文獻,特別是國內文獻,對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效應的研究都是基于全國層面的研究,很少具體研究某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李廣眾、黃賾林、胡永剛等)。由于在現行的政府財政支出里,除國防和外交支出需中央承擔外,其它支出都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或者是地方獨自承擔。其中如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等有關民生的支出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擔,并以地方政府為主。因此,單獨研究某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很有必要。同時,在研究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效應時,有的學者沒有考慮到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特殊性(陳沖等);或者考慮到了這種特殊性,但沒有同時研究財政支出影響城鄉居民消費效應,并分析兩者之間的差異(儲德銀等)?;诖?,本文通過構建面板模型,以安徽省16個地級市為樣本,從總量和結構效應兩個視角來實證分析安徽省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總量和各類支出項目對城鄉居民消費的“擠入”與“擠出”之爭,并分析了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影響效應之間的差異。本文隨后部分的安排結構如下:第二部分闡述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作用機制;第三部分構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模型;第四部分實證估計安徽省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結果并進行分析;最后就是本文的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作用機制


  本文利用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來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作用機制。在這里不考慮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結構差異和國內產業分工情況,同時假定該地方政府轄區為一個封閉的經濟,則引入的收入決定模型為:


  依據經濟性質的不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可分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首先,購買性支出直接作用于生產和就業,購買性支出的增加會直接增加社會總需求,在社會總供給小于總需求或經濟沒有達到充分就業時,社會總供給也隨之增加、就業增加,居民可以選擇更好的就業機會或更多的人獲得就業機會,使得居民收入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居民收入的增加導致居民消費的增加,即G↑→AD↑→S↑、就業↑→Y↑→Yd↑→C↑;其次,轉移性支出直接作用于收入分配,當增加轉移性支出時,如社會保障支出,通過分配和再分配使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從而促進居民消費,即TR↑→Yd↑→C↑。


  上面是分析了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總體影響,由于不同支出項目影響居民消費的作用機制不同,因此就有必要分析各支出項目影響居民消費的作用機制,即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結構影響。第一,行政管理支出與居民消費。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履行行政管理這一基本職能發生的支出,政府通過行政管理來維持生產和生活秩序,為企業與居民提供穩定安全的生產和生活環境,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和促進居民消費。當行政管理支出規模過大時,就意味著政府規模的擴張和干預程度的加強,此時政府就可能過度干預市場,存在“越位”可能。政府的過度干預可能引起市場機制扭曲,從而抑制了居民消費;第二,教育支出和居民消費。政府教育性經費支出直接影響著教育水平的提升與勞動力素質的高低,而勞動力素質的高低又直接影響著勞動者工資水平的高低。政府通過增加教育支出改善學?;A設施、引進優秀人才等,來提高學校的師資水平和教學質量,從而提升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勞動者的專業技能和素質。勞動者專業技能和素質提升后,可以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勞動者的工資待遇水平也會提升,從而促進了勞動者的消費水平;第三,社會保障支出和居民消費。一是社會保障支出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從而促進居民消費,二是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可以減少居民預期支出的不確定性,從而間接提高居民消費愿望;第四,醫療衛生支出和居民消費。政府通過增加醫療衛生支出,來提升醫療服務水平和醫療保障水平,從而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健康對工資率有顯著影響(田艷芳,2013)。因此,居民好的健康水平促進了收入水平的增加,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居民消費。


  三、模型構建和數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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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消費者最優選擇理論的框架下,借鑒儲德銀(2009)、睢黨臣(2012)、鄒紅(2014)等文獻的思路,構建以居民消費為被解釋變量,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為核心解釋變量的面板數據模型??紤]到居民收入對居民消費有著重要影響,為了提高模型估計結果的精確性和科學性,故將居民收入也加入到模型中,具體的實證分析模型如公式(4)所示:


  模型(4)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總量效應的模型。其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第i個地級市和第t個時期,c表示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y表示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zc表示人均財政支出,且為了減少變量的波動性,對所有變量做對數處理。


  考慮到本文還要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結構效應,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用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和人均醫療衛生支出來代替模型(4)中的人均財政支出變量,實證分析模型如公式(5)所示:   模型(2)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效應的模型。其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第i個地級市和第t個時期,xz表示人均行政管理支出,jy表示人均教育支出,sb表示人均社會保障支出,yl表示人均醫療衛生支出,所有變量做對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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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分析樣本為安徽省16個地級市,時間跨度為2008-2013年。由于安徽省2011年進行了行政區劃改革(撤銷巢湖市),為了保證數據的完整性,本文將巢湖市2011年之前每年的數據并入到合肥市處理。本文所有原始數據均來源于《安徽省統計年鑒》(2009-2014),為了增強實證結果的可信度和科學性,所有數據用消費者價格指數進行平減(2008=100)。模型中的各類財政支出的人均變量是指某地級市的該類財政支出總量除以該市的戶籍人口數的數值,如人均財政支出就是通過某地級市的財政支出總量除以該市的戶籍人口總數得到,其中行政管理支出用一般公共服務支出來代替。各變量的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


  四、實證估計結果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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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總量效應


  由于本文僅僅分析安徽省內的情況,本文認為固定效應模型在理論上比混合回歸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更適合。同時根據協方差分析檢驗,本文最終選取固定效應變截距面板模型來實證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總量效應,實證估計結果如表2中(1)列所示。


  從估計結果可知:首先,人均財政支出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安徽省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促進了城鎮居民消費,即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其次,人均財政支出的回歸系數為0.182 7,說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財政支出增加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人均消費平均增加0.182 7%;最后,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費同方向變化,且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一個百分點,其人均消費平均增加0.457 9%。


  2.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的總量效應


  通過協方差分析檢驗,本文選取固定效應不變系數面板模型來實證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的總量效應。實證估計結果如表2中(2)列所示。根據實證估計結果可知:人均財政支出的回歸系數為0.089 6,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說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財政支出增加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消費平均增加0.089 6%。這意味著安徽省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促進作用,即地方政府財政對農村居民消費也具有“擠入”效應。同時,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也促進了其消費水平,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一個百分點,其人均消費平均增加0.657 4%。


  3、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總量效應差異的分析


  根據表2中的估計結果可知,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都具有“擠入”效應,但是擠入的程度卻不相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的擠入程度高于其對農村居民消費的擠入程度。本文認為這是由于公共服務非均等化造成的。當前,安徽省基本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問題比較突出,并由此使地區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城鎮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務高于農村居民享受到的,這就使的政府增加財政支出時,城鎮居民得到的優惠多于農村居民的,從而更能夠促進城鎮居民的消費。同時也可以得知,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消費彈性也不相同,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消費彈性小于農村居民的消費彈性,即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更能促進其消費水平的增長。本文認為這主要是由于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城鎮居民的,導致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也低于城鎮居民的。當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時,農村居民會更多將收入用于消費,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ǘ┑胤秸斦С鲇绊懢用裣M的結構效應


  本文除了分析安徽省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總量效應外,還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結構效應。由于本文在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結構效應時的樣本時期跨度較短,而且時期較短的原因是我國在2006年進行了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安徽省從2007年開始實施新的收支口徑,從而使得樣本只能從2007年開始,這種客觀原因是無法克服的。因此,本文采用混合堆積回歸的形式實證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的結構效應。也正因如此,本文僅能運用OLS對模型(5)進行實證估計,實證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根據表3的實證估計結果可知:首先,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4 9、-0.079 6,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通過了t檢驗,說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行政管理支出增加1%,城鄉居民人均消費分別減少0.174 9%、0.079 6%,即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均具有“擠出”效應。本文認為這是由于行政管理支出是非生產的消耗性支出,在政府預算規模不變的情況下,行政管理支出增加必然會減少其它方面的支出,如社會保障、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民生性支出,從而不利于增加居民消費。同時,政府行政管理支出規模擴大,意味著政府規模的擴張和干預程度的加強,此時政府就可能過度干預市場,存在“越位”可能。政府的過度干預可能引起市場機制扭曲,從而抑制了居民消費。其次,人均教育支出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99 4、-0.052 2,且前者在1%的顯著性水平通過了t檢驗,而后者沒有通過t檢驗,這意味著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但是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卻不明顯。再次,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的回歸系數均沒有通過t檢驗,說明地方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均不明顯。本文認為這是因為安徽省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不能降低居民的預期支出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社會保障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明顯。最后,人均醫療衛生支出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99 8、0.237 4,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說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醫療衛生支出增加1%,城鄉居民人均消費分別增加0.299 8%、0.237 4%,即地方政府醫療衛生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均具有“擠入”效應。本文認為這是因為政府增加醫療衛生經費的投入,有利于提高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障,從而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好的健康水平促進了工資收入水平的上升,從而引起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五、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安徽省16個地級市面板數據,從總量和結構效應兩個維度來實證分析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表明:從總量效應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均具有“擠入”效應,且對城鎮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果更明顯。從結構效應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均具有“擠出”效應;醫療衛生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均具有“擠入”效應;教育支出對城鎮居民消費具有“擠入”效應,但是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卻不明顯;社會保障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均不明顯。


  基于以上實證分析與結論,本文給出如下政策建議:一是進一步增加安徽省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總量。近年來安徽省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總量逐年遞增,由2000年的3 224 688萬元增加到2013年的43 496 871萬元,年均增長率22.16%。同時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要求“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基于本文的實證結論,安徽省應進一步增加財政支出以促進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同時,安徽省還應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減少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支出。安徽省行政管理支出由2008年2 341 531萬元增加到2013年4 691 511萬元,年均增長率為40%;教育支出由2008年2 862 557萬元增加到2013年7 365 882萬元,醫療衛生支出由2008年1 038 442萬元增加到2013年3 617 987萬元,年均增長率分別為51.46% 、69.68%,兩者的增長率均超過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長率。根據實證結論,行政管理支出抑制了居民消費,而教育、醫療衛生支出則促進了居民消費,因此安徽省應進一步減少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支出,以此來控制“三公”消費,促進大眾消費,讓消費積涓成流。


  二是應加大財政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安徽省社會保障支出由2008年的2 282 005萬元增加到2013年的5 336 402萬元,年均增長率為46.77%,不足同期的財政支出增長率52.82%。依據本文的實證結論,社會保障支出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均不明顯?;诖税不帐M一步加大社會保障支出力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基本養老金與農村五保供養等補助標準,真正做到“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關注低收入群眾生活”,以此來降低居民預期支出的不確定性。


  三是應大力發展經濟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本文的實證結論表明收入也是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因此安徽省應大力發展經濟,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將經濟工作的著力點放到轉方式調結構上來,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從而促進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同時,安徽省還應切實解決好“三農”問題,堅定不移的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完善強農惠農政策,持續增加農民收入,持之以恒強農業富農村惠農民,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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